报刊文摘


 

WWW.CHINESE.IS  冰岛中文新闻网 2009127 更新  编辑: 王华胜


 

 

 看中国农民工返乡如何被一路折腾

(2009-01-25)

曾实 

广州至重庆

  36岁的外来工魏长军和31岁的妻子方文珍决定,今年无论如何也要回家过年。

  “去年就没回家,今年一定要回去看看。”一提起家中12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方文珍眼睛有点发红。

  他们的家在与重庆交界的湖北咸丰县。从他们打工的东莞茶山镇出发,到广州转乘39个小时的列车到重庆,再从重庆搭乘九个小时汽车到咸丰县城,再转半小时汽车到他们居住的尖山乡,前后约需三天。

  出发前半个月,魏长军接连几天到东莞火车站售票处,排了十几个小时的队,一无所获。他最终以740元(人民币,约155新元)从黄牛党手里弄到两张硬座票,而票面价每张其实是107元。

  “春运嘛,大家都想回家,贵点可以理解。”魏长军并没埋怨车票难求或黄牛党,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排了那么久的队,终于等到卖票窗口打开时,车票却已经卖完了。

搭“野鸡车”被骗

  1月16日,尽管魏长军和方文珍要乘坐的1319次列车要在傍晚6时半才发车,他们还是起了个大早。早上七点,他们就背着沉重的包袱出门了。

  为了省钱,他们没到东莞汽车站,而是搭上了一辆俗称“野鸡车”的非正式营运巴士。

 “汽车上卖票的说,每人再付10元钱,就直接把我们送进火车站候车室,不用在外面等。”尽管平时省吃俭用,但对广州并不熟悉的魏长军,最终和车上30多名乘客一样,同意每人再付10元。

  他们并不知道,春运期间,只有持着两小时内发车的火车票,才能进入广州火车站内的候车室。

  还没到火车站,司机就把他们赶下了车,告诉他们很快有人过来接他们。在和其他乘客一起原地苦候半小时后,魏长军意识到上当了。

  拖着行李走了大半个小时后,他们远远看见了广州火车站。因为行李太重,方文珍累得不行,不过,在看到火车站外面还坐着大批等了几天仍然茫然且无票的人,她又感觉自己还是幸运的。

梦想赚钱在家乡盖楼房

  方文珍三年前离开家乡,辗转来到东莞永利电子塑胶制品厂打工。工厂实行计件制,干得多便拿得多。方文珍每周工作七天,每天12个半小时,从早上7时半干到11时半,再从下午1时半到6时半,半小时的晚餐后,晚上再从7时工作到10时半。

  “只有星期天晚上我们不用上班。不过,有些工人因为想多赚点钱,那天晚上也照样去。”

  方文珍对这样的生活毫无怨言:“我每个月平均可以拿到1300元到1400元,工厂扣去120元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还有1000多元,比呆在家里强多了。”

  去年,她把在家里务农的丈夫魏长军叫来一起打工。“不过他是男的,手脚没我快,赚得没有我多。”方文珍有点得意。

  虽然魏长军到这间工厂打工只有一年,但他已有了归属感。一提起工作,他掩饰不住自豪:“你知道吗?肯德基的玩具,就有我们生产的。”

和千千万万离家的农民工一样,两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努力存钱,在家里盖起楼房。不过,提到自己的梦想,方文珍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在我们家盖个房子最少要四万元,我们在外面开销大,家里又有老有小,不知道存多久才能存够钱。”

  回家昂贵的车票让方文珍有些心疼。为了尽量节约,她在出发前炒了点菜,用月饼盒装好,在火车上饿了,就和丈夫一起吃带来的菜,再分享一碗方便面。

650万返乡农民工或成失业大军

比起魏长军,同样走在返乡路上的21岁小伙子骆期鑫显得忧心重重。在深圳富士康公司工作的他,由于公司订单减少,他的加班费也大幅度缩水。原本每个月能拿到1900元工资,在金融风暴影响下,他连续几个月只能拿到基本底薪。

  他告诉记者:“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在900元左右,除去伙食费、电话费,再和朋友到外面耍一下,根本就没有钱了。”

  这样的状况显然和他最初南下的期望相左。经过再三考虑,他辞职并离开珠三角这个最初让他存有梦想的地方。

  权威部门估算,今年返乡的农民工大约占外出农民工的5%,以1亿3000万外出农民工的总数计算,2009年大约有650万返乡农民工面临再就业的问题。

衣锦还乡的梦想破碎

  骆期鑫正是这650万农民工中的一员,“回家后打算再也不回珠三角了,过完年后,在当地找一个活干,工资稍微低一点,也比在深圳只拿900元强。”

  他希望能在家乡找装修的工作,这比他在深圳的工作更有前途,“而且我还年轻,有的是力气。”

 临行前,骆期鑫把在深圳的行李打了个包,“其他能送人的都送人了,现在在深圳什么都没有了,一天都不想再待,只想赶紧回家。”

  他没想过自己在深圳待了三年后,会以这种方式回乡,这显然和当初衣锦还乡的梦想相距甚远,“只好什么都别想了,过完年再说。”

  骆期鑫耸了耸肩,好像一幅轻松的样子。

本报记者39小时春运震撼

1319次普通慢车,从广州开往重庆,全程39个小时15分钟。

  为了得到一张开往重庆的车票,出发五天前,我开始拨打广州火车站的订票电话,“理所当然”地,我没能交上好运。出发前一天,我从网络黄牛党手里买到一张硬座票,107元票面价格的车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260元成交。

  小心翼翼地问黄牛党:“怎么是慢车?”

  被他理直气壮地驳回:“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要快车票?”

  于是,1月16日下午,我站在1319次列车门前,随着人流一起往车厢里挤。一名外来工兄弟拿着一张刚发车不久的车票,苦苦哀求乘务员让他上车——他错过了自己的列车。模糊的车窗玻璃后,他被拒绝后的表情显得无比绝望与哀伤。

厕所里也站了六个大男人

列车在傍晚6时半驶离广州。半小时后,我仍在车厢口奋力挤往自己座位的路上,不足20米的路,我花了超过半个小时。整个车厢里如炸开了的蜂窝,孩子的哭声、男人的骂娘声、女人被踩后的尖叫……当我终于找到自己的位子,在那原本该坐三人的座位上,已经坐了五个人。

  过道挤满了人和行李,农民工们无一例外扛着大包小包,那是他们辛苦一年的收获。持无座车票的乘客尽可能占据一席之地,过道上人贴着人,盥洗室早已被抢占,就连厕所里也站了六个大男人。

  我顿时对卖高价票给我的黄牛党心存感激,至少他很有“职业道德”,给了我一张坐票,尽管我毫无可以挪动的空间。

80%乘客以三倍高价买黄牛票

  和周围的乘客们攀谈,发现从正规渠道以原价购入车票的人实在少之又少,80%都是以两倍或三倍的价格从黄牛党那里买到车票的,就连无座的车票,三倍价格也属“正常”。

  粗略计算,我所在的9号车厢,原本核定130人的座位,结果整节车厢挤满了230人。

  上厕所是与人博弈的过程。越过彼此紧贴着的人群,绝对是一件累人的体力活,要敲开厕所的门,让里面的兄弟们相信你确实内急了,也需要一些耐心,更不用提厕所的肮脏程度了。

  于是我决定尽量不吃东西,只在渴急了时喝一点水。

  10个小时后,我的腿开始发麻,因为没有空间,只能站在自己的座位上舒缓。但我很清楚,站在过道和厕所里的兄弟姐妹们,要比我难受百倍。

  车厢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异味,也有人不停地在给别人鼓励:“再忍一忍,很快就能到家了。”

20小时后有人晕倒

  夜晚是最难熬的。因为太累,车上的人各出奇招,想办法让自己小憩一下。也因为春运,人与人之间没有了距离,本来大家就已经贴在一起了,晚上互相再靠一下,彼此都能理解。

  20个小时过后,旁边车厢有人晕倒,引起一阵小骚动。病人被背到列车前部车厢急救,车上的列车员很专业,不忘扛起病人的大箱子,同时大喊,为病人开路。

  30个小时,我已经头晕脑涨、意识模糊、双脚也开始肿涨,需要费大劲才能穿上鞋子。列车每停靠一个车站,我都有想要下车的强烈欲望。不过,为了完成“体验春运”的任务,我支撑下去了。

  39个小时后,当列车终于驶进重庆火车站时,我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看到了欢欣,那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

  到了重庆后,找了家酒店休息。当我站在沐浴头下,感觉如置身天堂时,刚经过两天跋涉的魏长军和方文珍还在重庆开往湖北咸丰县城的汽车上。九个小时后,他们才能回到温暖的家。

  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仍在回家或即将回家的路上。你们都辛苦了,农民工兄弟姐妹,请你们一路走好!

 

原载联合早报1月25日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