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终结“大包干”
《凤凰周刊》 2006.04.05 （摘录）
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的18户农民摁血手印签“生死契约”，分田到户，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4个世纪过去，大陆农村却迎来集体经济回潮的冲击。在这轮以“土地集中”为前提的新农村建设中，当年的“改革第一村”发现自己落后太远。
小岗村多年发展停滞不前的现实，证实大陆上一次农村改革的能量已被燃烧殆尽；但面对政府主导的土地集中化改革，小岗村人却不复有当年的决心和勇气。下一阶段中国农村改革遇到的主要问题或许正是“动力瓶颈”：当年的改革自下而上，动力来自中国最基层的农村民众，阻力来自体制，所以，只要政策破题即可迅速推动；今天的集体化改革自上而下，它又该如何向基层寻求动力？毕竟，一场改革最大的风险，在于求变者没有共识因而缺乏变革动力。
文/记者 倪方六（发自安徽小岗）
“小岗应该合起来，一家一户是不适应的！”2006年1月25日下午，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宣布，年后要把小岗当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开发利用。
“小岗怎么发展？就这样一家一户小富即安，种点小麦、豆子、水稻？继续这样下去，在新农村建设中，要不了三五年，别的村子就走在小岗的前列了，我们就落后了……”
作为惟一一家到场媒体，《凤凰周刊》见证了28年前以“分田到户”的大胆做法掀起大陆农村改革运动的小岗村，亲自宣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走到尽头的一刻。
会议刚开始不久，当年小岗村的生产队长、“大包干”发起人严俊昌悄然离开了会场。
一年前的“洗脑之旅”推动。
“合地”发展新思路
1月18日，香港《明报》引述南街村最新的村中刊物《村讯》透露，安徽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最近率领一众村官到著名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河南临颍县南街村参观取经，寻求“集体共同富裕”之路。当时小岗村一行13人中，有当年最早按下血手印决定分田单干的18名发起人中的4人。中共南街村党委热情接待了来客，派出负责人介绍了南街村的发展历程，特别讲述当年他们也曾分田单干，但3年后就及时煞车，决定重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
报道称，小岗村的代表兴致勃勃参观了南街村的档案馆，当看到“难忘岁月”专栏中“土地分了，人心散了”的图片时，这些最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倡导实行分田单干并影响全国的小岗村人默默看着，驻足良久。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握住南街村档案馆负责人的手感慨地说：“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打血手印分田单干的18名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宏俊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其他到访的小岗村人也一致地说：南街村之行让他们大开眼界，要学习南街村，找准方向，努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据报道称，参观结束后，沈浩在档案馆留言簿上写道：“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1月25日，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小岗村村支书沈浩说：“其实，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2004年11月，我们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这也是一次‘洗脑之旅’，集中参观了大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可是南街村最近却对外宣传我们去那里考察（以至于这篇弄错了时间的报道在港媒上刊出后，被海内外广为转载—编者注），也许是因为南街集团要到香港上市吧。”
沈浩承认：“当时考察完后，大家都觉得很惭愧，小岗落后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就开会讨论，下决心招商引资办工厂，走集体经济致富之路。”
第二次改革，村民积极性不高。
“合地”动员大会上，沈浩向村民们保证“土地拿上来绝对不让大家吃亏”：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2006年将使小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币（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合地”的方式是农民以土地入股。
沈浩希望村民过年期间“好好议议”，年后就动手，正月十六开始盖农贸市场。
这一计划被写进了小岗即将呈送安徽省农业委员会的材料中，名为《建设小岗现代农业合作农场的报告》。沈浩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称：“这份报告刚起草好，还没有公开，也没有上报，在村民大会上讲的就是这份报告上的内容。”
不过，这个关系到小岗命运的“合地决定”，以及村领导画出的美好蓝图，似乎都没有引起到会村民的关注。不少村民只是在场内四下打听，今年过年，村里会发给自家几斤食用油？
“大包干”20年，
小岗村“旧貌犹存”
沈浩告诉记者，村民大会后发给村民过年的食用油，还是省财政厅因为下派他在这里挂职，赞助5000元买的，每户一般发一桶油；当年的18家按手印“分田单干”的村民每户发两桶，再加一条烟；严俊昌、严宏昌（分地时的生产队副队长）两位带头人除两桶油一条烟外，多补一箱酒。
沈浩原在安徽省财政厅供职，家在合肥，2004年他孤身一人来到小岗挂职担任村支部书记。沈浩曾向安徽省委领导汇报小岗村的发展现状：小岗村这些年几乎没有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前“贫穷落后”，现状是“温饱有余”。
对于小岗的现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曾总结说：改革20年后的小岗村只有8个字可以形容—“江山依旧，旧貌犹存”。
小岗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大陆其他明星村的原因，沈浩认为正是当年的分田到户。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沈浩表示，两年前他初到小岗就有意把小岗的地重新合起来，“中国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明星村都是靠集体经济壮大的。”
沈浩表示：“小岗的土地分散，形不成规模，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只能解决吃饭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村民以前吃不饱饭，现在有饭吃了就满足了，再加上媒体不负责地吹捧，让小岗人麻木了。”
直到今天，小岗村仍然是官方的改革开放宣传样本之一。官方报道描述，20多年来，小岗发生了巨大变化，草房不见了，代之以瓦房楼房；水泥大道替代了黄泥路，村小学、自来水、电灯、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在小岗出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家庭，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成熟期……小岗正在迈向小康。
但是，事实是：“大牌坊”是当地政府盖的；水泥大道是张家港援建的；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是省里出资建的；电话是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的，只是有些农户太穷，打不起电话；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都来自企业和社会的赠与；两只“大锅”（卫星天线）翻倒在招待所的院内，锈迹斑斑；虽然省里出钱修了通到村里的柏油路，但除了拖拉机和每天早上的一班长途公交车外，平常没有汽车通过……
当年小岗村成为全国的改革示范村，就注定它在以后的日子会迎来无数政治大礼。只不过，获得这些政治大礼并非没有代价。
集体化发展规划早已定出，却未被执行
“你们记者在这里看到的绝大部分设施是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9月到访前的3个月内，官方投资突击搞起来的。上级不希望小岗给安徽丢脸。小岗人没有花钱，也没有钱花。”村民严留昌说。他的父亲严家其就是当年参与按手印的18位村民之一。
这样的官方印记一直在小岗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它在全国第一个发起“大包干”的创举，并成为大陆农村的改革样板后，它似乎就此失去了选择其他道路的权利。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陈文林对《凤凰周刊》说，小岗村的名气在于它是大陆“文革”后农村改革的逻辑起点，这是了不起的。但改革领先不等于发展领先，小岗现在应该是“落后”的代表。
陈是农业规划专家，1999年受凤阳县政府之托，带领一个专家组专赴小岗村考察，后来花半年时间做了一份小岗村的发展规划。陈出示给《凤凰周刊》的规划上显示，规划形成的时间是1999年11月，当时是为了纪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小岗一周年。
“当时的规划就是要走小岗现在要搞的‘公司＋农户’集体致富模式。规划预测，最长周期只要5年，小岗就会大变样。现在滁州振兴小岗的‘三步走’，就是当年规划的翻版，如果小岗当时行动起来，情况会怎么样？”陈很为小岗错过了发展机会而惋惜。
小岗当年没有执行这个规划，原因很多，但与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出台背景有密切联系。
陈文林说：“当时，中央领导在视察小岗时定下了‘家庭联产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而你的规划中要变分为统，这是不是与高层意见相左？”
对“30年不变”的由来，严宏昌记忆犹新：“1998年9月22日下午，总书记就在我家院子里与当年按手印的18户，还有村干部座谈，当场承诺，承包制30年不变，后来国家用法规形式把它固定了下来。”
“30年不变”对稳定人心有积极作用。陈文林说，但要灵活理解，不变怎么能发展？“小岗28年不变”，保持温饱有余，就是机械理解、不再求变的结果，而当初能吃得上饱饭就是求变的结果。如果都按常规思路发展，大陆就不会有目前这么多的第一村、富裕村。
陈文林说，当时小岗的规划出台后，时任安徽省省长的许仲林鼓励他，规划的胆子可再大一点，无疑是表示可以突破“大包干”的格局进一步发展。其实，江泽民在与村民讲“30年不变”时，还说过一句：“希望小岗敢闯。”“但小岗人不敢干了，他们失去了当年按手印的勇气。”陈文林说。
小岗村如何产生二次改革的共识和动力？
虽然沈浩一再声称小岗村的方方面面，包括当年按手印的村民都支持合地，但是他也承认，把村民手里的土地“拿上来”难度很大。有人认为“现在合地还不是时候”；有人同意土地合并，但不同意入股，只同意以出租的方式交地再收取租金。
最大的反对声来自当年按手印分地的人。
严立学的疑问也是小岗村大多数村民的疑问。小岗在养猪方面的集体经营试验并没有取得成功。2004年，小岗村与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风味养猪场”，但是2005年，该养猪场效益很差。严留昌称：“当年说风味猪场的猪养成后比普通猪能多卖5毛一斤，到年底却卖不出去，比本地普通猪还便宜两三毛。让我入股养猪我不会干。”
不过，无论小岗人愿意与否，这场改革看来势在必行。
和第一次小岗村的“大包干”截然不同，此次改革不再出自村民自下而上的冲动，而将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安徽省滁州市有关方面向《凤凰周刊》透露，官方为振兴小岗定下了“三步走”的方案。
沈浩称，第一步是发展小岗的现代农业，土地合并以后，租给上海一家公司办合作化农场，将建起特色农业科技园、优质有机猪标准化连锁养殖小区基地和高效饲用原料实验农场。据沈浩介绍，如果这些项目得以实施，将创造120个就业岗位，包括土地租金在内，小岗村每年将有132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不过，如前文所述，村民对赢利不佳的养殖业没有信心。
小岗“三步走”的第二步是开发旅游业，打旅游牌。
2005年6月19日，占地30亩，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的“大包干纪念馆”正式在小岗建成开放，并已列入安徽省的“红色旅游”线路，开馆后已接待了2万多人次。
一名村干部透露，纪念馆是滁州、凤阳和一家旅游公司三方联合投资300万元建成的。小岗人对此牢骚不断。严美昌说，拿我们的照片去卖钱，小岗人却看不到一分钱，门票收入都是旅游公司的…
决定粮食产量的关键因素
改革无疑是从小岗村分田单干开始的。从那时开始，舆论一直都在宣传——小岗村因为实行了单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所以一举脱贫致富。虽然有人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但谎言终究是谎言。
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后，我国广大农村的粮食产量确实有很大提高，但粮食产量的提高与分田单干没有关系，分田单干与粮食产量提高在时间上的一致纯粹是一个巧合。作为一个曾经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不能不严肃地指出，80年代我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完全是三大因素造成的结果：一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长期研究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在80年代初正好到了全面突破和大规模推广应用阶段。比如，杂交水稻是1975年育成的，因为后来解决杂交水稻制种过程中的父、母本花期不相遇的问题花了几年时间，因此，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正好赶上80年代初的分田单干。与此同时，分田单干时期也是化肥开始大面积使用时期。化肥的增产效果不是普通有机肥能够相比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我国从美国进口了40多套化肥生产设备，后来经过消化吸收，80年代初全国各地纷纷建起了氮肥厂，开始了化肥的大规模使用。另外，高效农药取代“六六六”、“波尔多液”、“石流合剂”等低效土法制造的农药也是在那个时期；二是上世纪70年代大力开展了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工作，让山地变梯田，让平原小块变大块。为了增加有效土地面积，有些地方还开展了治碱治沙工作。著名的天下第一村江苏华西村就是当时“小块变大块”的先进典型；三是大力开展了兴修水库、水渠等工作，兴修水库几十万座。这些水利设施的相继投入使用与改土成果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极大地提高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的面积。
由此可见，上世纪80年代我国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完全是粮种、化肥、高效农药等长期积累的农业科技成果爆炸式推广应用，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相继完善、土壤得到改良产生的综合效益。这个公开的秘密农民应该是很清楚的。知道了这个秘密，就应该知道，所谓分田单干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进而导致粮食产量提高，这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完全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低劣谎言。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一包就灵”、“一夜脱贫”的小岗神话，小岗村也许真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但小岗村不应该被遗忘，因为它毕竟曾经引领和弘扬了“宁愿饿死也不给集体出力”的“高尚道德”和“人不为已，天诛地来”的“先进文化”，小岗村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中国人民永远的“光辉榜样”和“生动教材”。